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不懈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结晶。它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经济新常态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书写了新篇章，而且在实践上开创了我国改革发展、宏观调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新纪元。2016年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充分证明了这一改革在理论框架与实施方式上的正确性，而且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我们要在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指引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和实践创新。

　　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的积极成效

　　2016年，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取得积极成效：一是构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理论框架，明确这一改革的内涵、战略定位、基本理念、核心目标、主要方法和实施路径，为推进改革提供了蓝图。二是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不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的西方供给学派经济学，而是以新常态理论为创新内容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全社会统一认识奠定了思想基础。三是党中央从顶层设计、政策措施、重点任务等各个层面进行科学部署，各级政府和行政单位根据中央的部署形成配套实施方案，避免了过去一些改革流于形式、难以落地、难以找到突破口的局面。四是以“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为抓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年度去产能任务提前完成，部分行业的供求关系得到全面改善，工业摆脱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持续下降的困局，企业成本上升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企业盈利水平明显回升。五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宣传和战略规划的实施，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发展理念发生了积极变化，形成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共识和合力。

　　这些阶段性成果的取得，不仅证明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构建和实施方向是正确的，而且为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推进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一年多来，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矛盾、新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和实践创新，应增强问题意识，着力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

　　在理论创新方面，至少有三方面的研究亟待突破。一是如何将新常态理论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并在框架和范式上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全面对接；进而在全面规范和完善理论框架体系的基础上，形成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理论体系。二是当前学术界仍然存在或全盘否定西方结构性改革理论、或全面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化倾向。因此，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确方向，在批判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结构性改革理论的养分，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研究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三是对于新常态理论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基本概念、基本命题等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通俗化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这妨碍了社会各界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准确、深入理解，在落实中容易出现“跑偏”现象。深化理论研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体系化、系统化、通俗化，对于继续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实践深化方面，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一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不够深入，影响了改革实施效果。一些实施部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内涵理解不够到位，一些地方在推进改革中出现了简单化、表象化、运动化的问题，没有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落实中央精神。二是过度依赖行政手段推进改革，难以形成供求自我平衡的良性循环机制。例如，在去产能方面，一些煤炭和钢铁企业将“去产能”简化为“去产量”，导致很多产能存在死灰复燃的可能。因此，应更多用市场机制、法治手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重点不够突出。一些改革没有抓住“牛鼻子”，效果不够明显。例如，一些地方在去产能的过程中没有加强对“僵尸企业”的整顿；三四线城市去库存的力度不够；去杠杆用力太轻；一些地方偏重“稳增长”而轻视“控风险”；等等。这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中出现的问题，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明确2017年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与行动指南

　　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大大丰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内涵，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了思想与行动指南。

　　进一步丰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进一步概括、凝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定位、本质属性、最终目的、主攻方向、根本途径及相关理论范畴，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内涵更为清晰、逻辑更加严密。一是深入分析了改革要破解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有：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久久为功的事业。二是鲜明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三是深入阐述政府与市场、短期与长期、减法与加法、供给与需求四大关系，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思路，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四是明确了我国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结构性调整，不是对市场失灵的简单修补；又不同于我国过去以增量改革为主的改革，而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重构的一场深层次的全方位变革。它既需要通过结构调整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更需要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推动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综上所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是，在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指导下，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与其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有机对接，使之更加逻辑化、体系化；同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根据实践发展要求不断创新理论内涵和表达方式，用通俗化的语言推动其在干部群众心中扎根。

　　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提升到新的高度。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所论述的“稳中求进”“统筹推进、重点突破”“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把调存量同优增量有机统一起来等思想，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提升到新的高度。特别是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提升到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提升到做好经济工作方法论的高度，创新发展了改革方法论，系统回答了深化改革要处理好的重大关系和实施方法等问题。因此，2017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在稳大局、稳政策、稳预期的基础上，有步骤、有重点、有方向地系统推进，力争在关键领域有所突破。一是把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的前提下，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保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二是遵循改革的逻辑，抓住改革的主要矛盾，创新改革的方法和手段。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机制体制，适时推出各项基础性改革。减少对行政手段的依赖，更多地依靠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推进改革。例如，在去产能方面，更多运用市场手段，通过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法律法规和标准去产能；在房地产调控方面，摆脱对短期行政管控办法的过度依赖，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与长效机制。三是既抓重要领域、重要任务、重要试点，又抓关键主体、关键环节、关键节点，以重点带动全局。比如，把振兴实体经济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向振兴实体经济发力、聚力；在去产能方面，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在去库存方面，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在去杠杆方面，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在降成本方面，加大减税、降费和降低要素成本的工作力度；在补短板方面，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等等。只有以重点带动全局，才能实现关键性突破和整体性改善。

　　极大拓展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领域从去年的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拓展到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四大领域。这标志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围从工业领域拓展到农业领域和振兴实体经济，从单纯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拓展到基础性制度建设，从解决突出的表象性问题拓展到解决深层次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二是进一步拓展“三去一降一补”的广度和深度。比如，去产能要向其他产能过剩的行业延伸；去库存要提高三四线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去杠杆要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同时要规范政府举债行为；降成本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补短板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等等。三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基础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引作用。习近平同志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加快推进基础性改革，才能为提高供给质量激发内生动力、营造外部环境。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加快推进基础性改革，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基础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在坚实的体制机制基础上。例如，去产能必须与企业软约束机制改革相联系，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相结合；去库存必须与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建设相联系；去杠杆必须与金融体制改革相配套；降成本必须与各类成本形成机制改革相联系，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抑制资产泡沫，降低宏观税负；去库存和补短板要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有机结合；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与农业农村改革相联系；等等。这些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接相关的改革，最后都落脚到国有企业、政府职能、财税金融、价格体制、农业农村、社会保障、生态文明等领域基础性、引领性改革上。可以预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将极大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

　　（本文章摘自《人民日报》。作者刘元春，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